爲政舉措
經濟
改革和限制落後的“薩迪那”制和奴隸制度。19世紀初，隨着大米出口的增加，耕地面積不斷擴大，對勞動力的需求急劇增加，而傳統的“薩迪那”制制約了勞動力的供給。對此，蒙固作了一些初步調整：逐步用僱傭工人承擔公共工程的建設，以代替無償的強迫徭役勞動，他曾說，像木工、泥水磚瓦工等項目，要減少一半的徭役人工，而改用僱傭工人。同時，蒙固頒佈了若干法律，對落後的奴隸制作了某些限制，使封建主不能任意出賣隸屬的依附民爲奴，允許奴隸用錢向主人贖身;如主人虐待奴隸，奴隸可以另尋新的主人，爲他付出贖身錢後歸附新的主人。
在稅制方面進行改革。蒙固上臺後，便宣佈減免50%關稅;下令取消王室的貿易壟斷權，以利擴大進出口貿易，取消沿襲已久的大米出口禁令。1854—1855年，蒙固下令取消了按戶徵收產品的十分之一的實物稅(什一稅)，改徵貨幣稅，每萊年稅0.25—0.75株。1857年，還規定凡新墾稻田第一年免稅，此後二、三年內再區別情況減徵。設立國家制幣廠，鑄造金屬貨幣，以錫幣和銅幣代替古老的貝幣，並以銀幣逐步取代舊的銖幣。
修築道路，發展交通。1862年，蒙固王親自規劃修建曼谷市內的大街，在大街兩旁修建商店、辦公室，並建了三條現代化道路。另外，還挖掘了四條運河，溝通了重要的市鎮;建立造船廠，發展海岸交通。
外交
蒙固當和尚期間，他外出朝拜和佈道使他得以接觸各種各樣的人，由於蒙固在青年時期遊歷的經歷及他熱愛學習的精神，使他對當時的國際形勢比較熟悉。他對當時的國際局勢和暹羅的處境是有清楚認識的：如果中國不能保護對其他歐洲國家壓力的隔離作用，那麼暹羅就得屈服於威脅着它的外來勢力，就不得不開始使自己適應哪個亞洲傳統觀念彷彿已經過時和失去作用的新世界。
蒙固王基於對當時的國際關係和暹羅國情的認識，他在處理國家關係上是現實又是靈活多變的。蒙固外交的特徵一方面是開展平衡外交。在《鮑林條約》簽訂後，蒙固和法國、美國、德國、普魯士等許多西方國家簽訂了一系列開放通商條約。他還聘請英國、法國、美國等許多國家的人在暹羅政府中當顧問或任職，在任用外國人時儘量做平衡。在和法國關於柬埔寨的交涉中，暹羅作了許多讓步，希望借法國的勢力來抗衡英國的勢力。另一方面是柔性外交。這在1867年蒙固給駐巴黎的暹羅使節的信中表現得很清楚：“象我們這樣一個不大的國家，受到強國的包圍，有什麼辦法呢?假如，我們在國內發現了金礦，使我們有幾百萬斤金子，足夠買幾百艘軍艦。但是即使有金子我們也不能抵當它們，因爲我們必須向它們購買這些軍艦的裝備。目前，我們不可能自己製造這些東西，即使我們有足夠的錢購買這些東西，這些國家—瞭解我們武裝起來是爲了對付它們，它們就可以隨時停止出售。唯一的，我們現在可以而將來也可以使用的武器，是我們的一張嘴巴和我們充滿着健全思想與智慧的一顆心，只有這些東西能保護我們。”
文化
蒙固對西方宗教則比較寬容。他提倡宗教自由，這打破了暹羅自1688年以來的排斥外來宗教傳播的做法。蒙固是個佛教徒，但他與羅馬天主教徒，英、美基督教傳教士，以至伊斯蘭教徒來往甚密。他還允許在曼谷建立天主教、基督教禮拜堂，也容許伊斯蘭教建立清真寺。
同時，蒙固對西方文化懷有好感。他對西方文化中的民主思想很感興趣。比如，他主張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貴族犯法與庶民同罪;允許平民百姓直接向國王申訴，蒙固王每個月有兩天坐駕蘇哈·斯瓦那耶宮，親自接見前來申訴的百姓;廢除國王出巡時百姓必須迴避的制度;在宮廷禮儀中，廢除經過國王面前必須匍匐爬行的陳規;外國使節覲見時免除跪拜禮，以表示平等。蒙固還熱衷於西方的民主選舉的觀念。蒙固在位時，有兩名法官去世，要委任新人補充職位，蒙固下令由王室所有親王及官員投票選舉，並申明除國王副王的隨從不能被選外，其他任何人，包括奴隸，只要他有能力和智慧，能根據真理、正義和法律對案件做出明確而滿意的判決，都可被選，命令中還詳細規定了選舉的辦法和規則。
軍事
蒙固還仿效歐洲國家現代化軍隊模式，創立了新式的陸軍和海軍，成爲暹羅現代軍隊建制的雛形。
人物評價
基於對當時西方的先進和泰國的落後的認識，蒙固的改革目標取向是改變泰國的落後狀態。他主動向西方國家開放，向西方學習，允許西方宗教和文化在泰國傳播，這大大地改變了泰國的傳統落後觀念。他的一系列經濟措施，適應和促進了泰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蒙固改革啓動了泰國的現代化進程。蒙固王的改革僅僅是初步的，他所着手解決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無疑是不徹底的，但改革並沒有停止，朱拉隆功繼位後，在蒙固已取得的基礎上，進行了更加深入、更加廣泛的改革。
軼事典故
蒙固表現出對科學的極其熱愛。在他年輕時當和尚期間，他曾向法國傳教士帕裏果瓦學拉丁文、數學、和天文學;又向美國傳教士學英文。英文成了他的第二語言，並能用英文簽署國家文件。霍爾對他的英文水平充滿了讚譽，說他“作爲國王，他用羅馬字簽署所有國家文件，他那流利而不拘語法的文風，使他的書信讀起來津津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