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瑪八世有名無權，人在國外，無法施政;大權掌握在總理鑾披汶.頌堪手中，讓我慢慢道來。
二戰前的暹羅(也就是今天的泰國)，由於殖民歷史的原因，普遍對同爲亞洲人卻能與西方列強相抗衡的日本心存仰慕，對長期欺凌暹羅的英法等國十分敵視。在國際政治中不能左右逢源，很大因素是因爲該國在國際政治中站到了軸心國陣營中，與一戰時採取的措施背道而馳，沒有更大的外交回旋餘地。1933年國際聯盟就中國僞滿洲事件譴責日本的決議投票中，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投了贊成票，只有當時暹羅投了唯一棄權票，這就使這個國家明顯地站到了日本一方，成爲日本在國際事務中的堅定支持者和合作者。
當時的暹羅國王爲拉瑪七世，他1925年即位，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由於遇到世界經濟危機(大蕭條)，暹羅亦未能倖免。拉瑪七世的激進改革又觸動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痛處，更大的危機隨時可能爆發。1932年，暹羅習慣性的軍人干政事件再次發生，拉瑪七世的左膀右臂全部被軍方所逮捕，拉瑪七世變成了徹徹底底的傀儡。因此，1934年，拉瑪七世無奈地退位，遠離了坐了九年的寶座。同時他放棄了指定繼承人的權力。
當時由於繼承人問題，也就是挑選傀儡，頗費一翻周折，而比裏·帕儂榮最後說服了政府成員將王位交給拉瑪七世的侄子阿南塔·瑪希敦，即拉瑪八世，這個八週歲的小屁孩就跟當年光緒皇帝一樣，在1935年3月2日被泰國議會和政府選爲他伯父的繼承人。
和中國清朝的歷史一樣，由於拉瑪八世還年幼在瑞士上學，議會指定三位訓政大臣作爲他的代表，這和我們中國的差不多。當時光緒皇帝4歲登基的時，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之時，曾把聽政解釋爲“一時權宜”之舉，保證“一俟嗣皇帝典學有成，即行歸政”。這些如今聽來，都是哄人玩的，當時的兒皇帝就是個擺設，大權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你就是大了，想親政，都得聽那個老孃們的。現今的拉瑪八世也是處於如此境地，大權還是牢牢地掌握在當時暹羅政府手中。
不管是軍人還是文人當政，拉瑪八世一直無法真正地施政。1940年，拉瑪八世13歲時首次與他的母親和弟弟普密蓬·阿杜德一起回到泰王國(1939年6月，暹羅更名“泰王國”)，他只是走馬觀花地看了一圈，就再次地回到瑞士繼續自己的學業和深造。這個名義上的國王再次回到泰國都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沒有經歷過戰爭洗禮的國王在1945年12月他獲得法學學士後再次回國，看到這裏，我有點暈，拉瑪八世18歲就獲得了法學學士，這個人物在當今看來也是學霸啊。
雖然拉瑪八世年幼而且沒有施政經驗，但是他很快就被泰國人民所接受並受到了他們的擁戴。泰國人民經歷了二戰前後的動亂與困苦，但是以佛教爲國教的泰國人民還是很尊敬他們的國王的。同時，爲了平緩戰後華人與傣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維護國家的穩定和統一，回到國內的拉瑪八世很快成功地訪問了曼谷的中國城，這件事至今讓人津津樂道。
但是據外國觀察家分析，外國人看事情估計是從很多的情報數據中總結出來的，他們的情報能力也是公認的。他們認爲拉瑪八世由於在國外呆得太久，根本沒有做泰國國王的準備或不想做泰國國王，拉瑪八世的統治時期可能很快就結束。1946年1月，大英帝國駐東南亞的長官路易斯·蒙巴頓訪問首都曼谷並與拉瑪八世會面，他描述與拉瑪八世見面時的印象，他說：一個“怯弱、近視的小男孩，狹窄的肩膀和平平的胸脯上掛滿了華麗的金剛石飾物，總的來說一個可憐、孤獨的人。”
在一個官方場合中，英國海軍元帥，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路易斯·蒙巴頓說道：拉瑪八世的緊張度不斷增高，達到了一個可怕的程度。我不斷地靠近他，好在他昏厥的情況下扶住他。1946年拉瑪八世意外死亡，此案至今成迷，他也就此解脫。
再說一下鑾披汶·頌堪吧，這個在拉瑪八世執政時期到二戰前是絕對的實力派人物。鑾披汶·頌堪靠1932年發動的政變起家，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1932年新年伊始，拉瑪七世的政策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當時曼谷和暹羅全國就議論紛紛：“差克里王朝150年，氣數盡了，江山要易主了”，“開國150週年慶典要發生大亂”，“至少有1位王室高級成員要被推上斷頭臺”等，這些別有用心的傳言讓拉瑪八世的統治根基再次動搖。
當年6月5日，拉瑪七世再次對政府公務員和軍人動手，以減少政府財政支出，這是他的一個失策，一個大大的敗筆，文人決定終於激怒了軍隊。
6月24日凌晨，民黨和以高射炮兵總監鑾披汶頌堪上尉(這個當時只是個少尉啊，也就是個小小的連級幹部，居然能發動政變，讓人匪夷所思啊)爲首的陸軍少壯派發動了令政府軍措手不及的政變，保皇派領導人被迫全部辭職，流亡海外。鑾披汶頌堪曾在法國留學，由於鄰近德國，深受德意法西斯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影響，在外交上傾向於日本的帝國主義。
1933年11月，暹羅舉行首次全國大選，拍鳳侯爵以絕對優勢當選總理，官晉上校(我簡單地算了一下，他是連升三級，還是政變當官來得快)鑾披汶頌堪成爲國防部長，實際上他行使着陸軍總司令，不對，我看是元帥的權力 。
拉瑪八世登基後，長年在國外讀書，暹羅的大政方針全部掌握在鑾披汶頌堪手中，這個華人的後裔全然將祖宗丟在腦後，堅決去華化，在1939年6月24日，將“暹羅”改爲“泰國”，廢棄這一使用了13個世紀的古老國名，無疑與當時暹羅的沙文主義和民族主義傾向有關。打算把老撾人、越南的孟族、中國的傣族、緬甸的撣族都屬於“人種學上的泰族”，打算把“3000萬有泰族血統的人”全都聯合在“大泰國” 之內，在中南半島建立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國家。
鑾披汶頌堪在二戰中一直追隨日本，先後進行了多場戰爭。1940年11月泰國人入侵了有爭議的老撾、柬埔寨領土，打響了泰法戰爭，並在1942年5月征服了緬甸景棟，日本還把馬來亞北方的四個馬來邦(玻璃市、吉打、吉蘭丹和丁加奴)轉交給泰國，鑾披汶頌堪的權勢達到了鼎盛。
但是，隨着同盟國在歐洲和亞洲戰場取得了一系列進展，日本人在太平洋戰場和中國戰場上也遭遇到打擊，無力再支持泰國。
泰政府的立場也開始動搖，鑾披汶頌堪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開始疏遠日本。1943年1月，他派遣了兩名軍官祕密前往重慶進行送還戰俘的友好談判。1944年8月1日，鑾披汶頌堪帶着遷都計劃(一個把首都暫時遷往碧差汶，並在那裏起義的計劃)和佛都計劃(在北標附近建造出世界佛教中心)離開了首都曼谷。泰國議會爲了改進與同盟國的關係，避免泰國陷入更大的危機中，由反對鑾披汶頌堪的派別，發起了一次驅逐鑾披汶頌堪的投票，當投票結束，宣告泰國曆史上六年時間的一個突然的結束。
鑾披汶頌堪在被驅逐後，逃向了華富里府，他本可以招集軍隊發動政變，可披汶很冷靜，他沒有這麼做。1945年9月，披汶被社尼·巴莫政府逮捕，被列爲甲級戰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