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從一開始就攻擊教會，在大革命激發的情緒中，反宗教的激情是最先燃起的，也是最後熄滅的。後來，人們對自由的熱情煙消雲散，被迫以苟且偷生換安寧，但到了這種地步，人們還在反抗宗教的權威。拿破崙完全控制住了大革命的自由傾向，但他再怎麼努力也沒有制服它的反基督本性。甚至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會看到有些人認爲，對上帝的不敬是爲了補償自己當年所受的委屈，自己當年對沒品的小官都要唯命是從啊!雖然他們早就拋棄了大革命中自由、高貴、自豪的所有信條，卻堅持以不信上帝作爲對大革命精神的祭奠。
但是，今天的人們不難明白，對宗教的戰爭只是這場偉大革命中的一個側面，是大革命全景中一個雖然引人注目卻瞬間冷卻的特徵，是大革命前各種思想、激情和突發事件的暫時產物，而絕不是大革命的真正目的。人們常把18世紀的哲學思潮看作大革命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這很有道理，確實，18世紀的哲學中帶有深刻的反宗教性質。但是隻要仔細審視一下，你就一定會看到，18世紀的哲學其實存在兩股截然不同的獨立思潮。其中一派闡述各種新銳的思想和革新性觀點，有關社會等級、民事、政治、法律準則等，比如人類生來平等，所以應該廢除等級、階級和教職人員的一切特權，比如民衆權利至上，社會權利至上，統一的規章制度至上。
所有這些信仰不僅僅是大革命的原因，而且簡直可以等同於大革命本身，它們是大革命最根本的成果，從時間長度上來說則是大革命最真實、最持久的功績。另一派哲學思潮是和教會開戰，哲學家們攻擊教士、各等級的教會、教會機構和基督教義，而且爲了徹底推翻教會結構，他們還試圖剷除教會根基。但是，既然這部分哲學產生於革命持續摧毀的各種現實中，它就應該和自己摧毀的各種現實一起逐漸消失，並最終被大革命的勝利埋葬。爲了說得更明白一點兒，這裏我要補充一下(另外我還要在下面的章節中專門論述這個重要的問題)，基督教之所以激起強烈的仇恨情緒，並不是因爲它是宗教，而是因爲它是政治制度的一種;並不是因爲教士們要代天巡狩去管理來世。
而是因爲他們是現世的地主、領主和行政官員，還徵收什一稅;不是教會不該在新社會裏佔有一席之地，而是因爲他們在舊社會裏佔據高位，享有特權勢力爆棚，而這時舊社會正在土崩瓦解。時間已經證實，並每天都在證實着這個真理:隨着大革命政治成果的逐漸鞏固，反宗教運動已經隨之瓦解;隨着大革命攻擊的舊政治制度的土崩瓦解，大革命憎惡的各種特權、大人物、階級被徹底消除，不復存在，所以舊社會激起的仇恨，已經作爲舊社會最終消失的根本性標誌，日漸減退;最後，舊社會垮臺了，教會日益從舊社會中分離出來，我們高興地看到，教會在人的精神世界裏逐漸恢復從前的地位，而且比以前更加牢固了。
不要以爲只有法國出現了基督教復興的現象，歐洲革命之後，整個歐洲的基督教會都一一重新振興了起來。如果你覺得民主社會和宗教天生就是死對頭，那就大錯特錯了。不管是基督教還是天主教，根本沒有任何教義敵視民主社會的精神，反而，各大宗教裏有很多東西是大大有利於民主社會的。而且，所有的歷史經驗都在傳遞同一個信息:最富有生命力的宗教始終紮根於人民心中。人心是宗教的歸宿，就算那些早已消失的宗教，也是因爲信奉它的民族已經滅亡。如果各種制度要順應民衆的思想感情，卻要把人的精神推向不信宗教，這豈非怪事?剛纔我對宗教的議論，同樣適用於評論社會權力(政府)，而且更爲適用。
大革命一下摧毀了維持社會等級制度的結構，推翻了束縛人的一切習俗，人們看到這些便可能會誤以爲，大革命的目的不是摧毀舊社會秩序，而是要摧毀一切秩序;不是要摧毀某一政府形式，而是要摧毀政府(社會權力)本身。他們錯誤地斷定，大革命的本質特性就是無政府主義。但是我敢說，這只是看到表面現象。大革命爆發不到一年，米拉波私下致函路易十六:“如果您比較一下新舊兩種形勢，就會得到慰藉，重新獲得希望。國民議會頒佈的法令中，尤其是最重要的那部分法令裏，有一部分很顯然是有利君主政府的。取消高等法院、三級會議省份，取消教士、特權階級和貴族集團，這對君主權力都是大大加強的。如果黎世留看到，現在只有一個階級，一個市民階級，他會十分高興的，因爲這種平等只是表象，而且這種平等更加有利於權力的執行。
多少位先皇都曾用強權加強國王的權威地位，但世代的努力之和都沒有大革命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做得更有效果。”他對大革命的這種解讀，和那個領導另一場大革命的人的理解頗爲相似。從一開始，法國大革命的目的就不只是要改朝換代，而是要廢除舊社會的結構。所以，它對一切現存權力展開攻擊，摧毀一切原有的大人物，幹掉各種傳統，變更風俗習慣，總之一句話，它要滌盪人的頭腦，把一切曾經需要尊敬和服從的條條框框統統扔進垃圾堆裏。這就是法國大革命爲什麼這麼特別，這麼無政府主義的原因。
但是撥開這些碎片，你會發現一個新的龐大的中央集權，把之前分散於從屬權力機構、等級、階級、行業、家庭和個人權勢的零散權力全部納爲己有了。自從羅馬帝國崩潰以來，世界上還沒有哪個政權能夠和它相提並論。大革命創造了這種新政權，或者不如說，在大革命的廢墟里，這種新政權是自動產生的。可以說，大革命建立的政府十分脆弱，但是我們還要知道，它可比自己推翻的政府形式要強大得多。它既脆弱又強大，而且這脆弱和強大來源於同一個原因，這個原因會在下面詳加闡述。米拉波透過搖搖欲墜的舊制度的迷霧，一眼就看透了這種庬大的中央集權形式。當時的民衆可是看不到這個龐然大物的。
但是，漸漸地，隨着時間的推移，整個世界都明白了這種新形式的權力到底有什麼好處。而且今天，各國的君主彷彿只能看到它的好處了。他們的腦子裏，充滿了對法國新制度的迷戀，而且，不僅大革命孕育的掌權者對新形式十分推崇，就連那些曾經和大革命格格不入甚至完全敵視的人也加入進來，他們都在各自的領域裏孜孜不倦，努力廢除各種特權和豁免權。他們致力於融合不同的階級，使社會的不同等級趨於平等，公務員代替了貴族，統一的法律代替了地方性規章，統一的政府代替了五花八門的權力機構。
在這項革命事業中，他們都兢兢業業，恪盡職責。遇到什麼障礙，他們還會借用大革命時的手段和口號，他們偶爾還會煽動窮人反對富人，教唆平民反對貴族，鼓動農民反對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