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及其結束前後，中越關係從“同志加兄弟”到兵戎相見，在20世紀後期對抗和對峙十餘年後，於1991年11月實現正常化。在中越兩國高層領導頻繁互訪推動下，雙邊關係逐步發展，不斷提升，從傳統睦鄰友好，到全面合作戰略伙伴。總體上沿着登高望遠、全面合作、互利共贏的方向演變。
冷戰時期，越南作爲兩極格局下東西方陣營較量的重要戰場，長期飽受國家分裂和戰爭蹂躪之苦。在此期間，中國把發展對越外交關係、支持越南人民所進行的民族解放和統一戰爭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置於十分重要的地位，通過外交場合、“援助貿易”和其它方式與途徑，對越南人民的鬥爭給予了充分同情和巨大支持。兩國老一代革命家培育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越兩國“同志加兄弟”的親密友好關係。1975年實現南北統一前後，隨着中、美、蘇三角戰略關係和印支地區形勢的變動，黎筍主導下的越南逐漸改變了過去奉行的中蘇平衡外交戰略，轉而實行了投靠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越之間的矛盾分歧日益公開。此後，兩國關係迅速惡化。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大舉出兵柬埔寨。越南佔領金邊並隨即扶植起以韓桑林爲首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國”並不斷在中國邊境地區挑釁，中越矛盾和衝突很快達到頂點。1979年2月17日，中國對越自衛反擊、保衛邊疆的戰事爆發。中國於當年3月份宣佈從越南邊境地區撤軍後，邊境形勢和兩國關係也並未能立即緩和。整個80年代，中越之間的對峙依然存在，兩國雖未斷絕外交關係，但各方面的正常交往基本中斷。
中越兩國雙邊衝突涉及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各個層面，範圍較廣，影響甚深，以至於1978年越共四屆四中全會把中國確定爲越南“最直接最危險的敵人”，並在1979年3月3日頒佈了矛頭直指中國的總動員令，將其總兵力擴充至120萬人。1980年12月，越南國會通過的《憲法》序言指責“中國霸權分子的侵略”。1982年3月，黎筍在越共五大上所做的《政治報告》中說，中國“得到美國的附和與支持，正在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運用各種不同的力量和毒辣的手段，對越南進行一場破壞性的戰爭”，因此，越南對外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是“要在挫敗推行霸權擴張政策的中國與美國好戰勢力相勾結的鬥爭中，建立起積極主動的戰線”。
此時期越南對華關係的基本出發點，顯然是依靠蘇聯，以中國和美國爲敵人，直接與中國相對抗和對峙。這種對華外交思維與政策，與以往年代“同志加兄弟”的親密關係、對華友好態度和政策形成了極爲鮮明的反差，使中越關係非正常化狀態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爲此越南也嚐到了不少苦頭，在國際和國內都遭遇重重困難。而中國出於國際戰略、地緣政治關係和印支地區格局變動的考慮，也把反對和抑制越南“地區霸權主義”作爲對越外交的首位目標。通過對越南的“教訓”之戰，牽制越南在柬埔寨的軍事和政治活動；通過有限的對越工作和多邊外交途徑，反對蘇聯全球霸權戰略和越南地區霸權主義，促進越南領導層改變對外策略，推動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蘇聯向越南施壓，促使其儘早從柬撤軍，這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國對越外交策略的基本取向。
隨着20世紀80年代後期內部因素和外部環境的變化，越南官方對待中國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1988年初，越南國會召開會議，決定刪去憲法序言中有關攻擊中國的言辭，爲尋求關係正常化消除法律障礙。同時，越南的主流媒體上也登載一些文章，較爲客觀地報道中國改革開放10年間的發展成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南領導人重新承認和肯定了中國對越南革命和民族解放事業所起的作用，時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黎德英撰文說：越共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學習和運用中國革命、法國革命等許多國家革命的寶貴經驗”，越南在抗法、抗美、北方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南方的解放過程中，“得到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巨大支持和援助”。
爲了表達與中國修好的意向，越南也力爭通過外交途徑尋求機會。1988年10月6日，越南外交部發言人談話稱：作爲兩個社會主義鄰國，越中兩國的長遠利益是和平與友好。1989年1月，阮基石答記者問稱，過去10年中越關係非正常化，不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越南與中國改善關係，有利於東南亞和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柬埔寨問題在當時中越關係中居於重要地位。越南堅持其原有立場，不承認有柬埔寨問題存在，使中越雙方就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的會晤遲遲難於取得進展。同年10月，越南副外長丁儒廉訪華，與中方就柬埔寨問題進行內部磋商，表明越方改變了不承認有柬問題存在的立場，轉而採取現實的態度，願意探討解決柬問題的方式和途徑。范文同曾在丁啓行時一再交代，“我們要竭盡全力實現越中關係正常化”。這次磋商是兩國10年後的“首次正式接觸”，標誌着兩國關係“完全僵持狀態的結束”。同年10月，越共總書記阮文靈又通過來華訪問的民柬主席西哈努克親王和老撾領導人凱山·豐威漢，再一次轉達希望儘快與中國改善關係的意願。
此外，越南還逐漸放寬了對其邊民在邊境地區與中國邊民交往的限制，允許“草皮街”形式的邊境貿易存在；調整華僑華人政策，減少對他們的限制。這些舉動都顯示越南已逐步放棄反華政策，積極尋求恢復與中國的正常關係。1991年6月，越共七大《政治報告》論述越南對外關係時，強調要“始終如一地增進與蘇聯的團結、合作”，革新越蘇合作的方式，增進效果，與此同時，要“促進與中國關係正常化進程，逐步擴大越中合作，通過協商解決兩國間存在的問題”。越共七大已把實現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提升到了黨和國家對外戰略的高度，並在黨內做了一些統一思想的工作。
從外交關係行爲層面考察，中越外交關係實現正常化的根本突破，表現爲越南領導人兩次來訪並與中國領導人的會談，這就是1990年9月成都祕密會晤和1991年11月北京高級會晤。兩次會晤的精神實質一致，即遵循鄧小平提出的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指導思想--“結束過去，開闢未來”，恢復中越關係。阮文靈在成都祕密會晤時，向中國領導人說：“我們決心糾正過去的錯誤政策，決不忘恩負義，要重新恢復胡志明主席的對華政策，恢復兩黨兩國的傳統友誼。”他還表示：“今天，我們重來中國與你們會見，一定要恢復兩黨、兩國的正常關係。”江澤民總書記借用“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詩句來表達成都祕密會晤的重大成果，並對兩國領導人的北京高級會晤給予肯定，指出這“標誌着兩國關係已經實現了正常化”。
成都會晤直接推動了中越兩國關係的正常化，是兩黨兩國關係在內部解凍的開端。1991年8月10日，中越兩國副外長同時發表聲明，宣佈從即日起恢復兩國之間的經濟、貿易、交通、郵電等關係。儘管中越各方面的聯繫全部落實尚需時日，但此舉表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已經開始啓動，也爲越南代表團隨後正式來訪和雙方舉行北京會晤做了鋪墊。北京會晤後，兩國發表了聯合公報，雙方表示將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睦鄰友好關係，並根據黨際交往四項原則即“獨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恢復中越兩黨的正常關係。雙方還簽訂了貿易協定和處理兩國邊境事務的臨時協定。
從冷戰後期以來中越關係的發展演變看，越南在恢復中越睦鄰友好關係的行動上，採取了積極主動的姿態，在對華政策的方向和內容上，做出了重大調整。中國也適應自身周邊外交戰略的需要，把握有利時機。調整了對越關係。中越兩國從反目爲仇、相互對峙，發展到睦鄰友好、平等互利、合作共贏，兩黨兩國關係在新形勢下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兩國關係的調整與發展，首先是以各自國家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內在需要爲根本依據的，其次也是以客觀評估國際和地區形勢爲基礎的。內外因素的結合和互動影響，使兩國明確了雙邊關係的戰略新思維，促進了雙邊關係的全面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