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古代青樓有所謂“雅妓”，即色藝雙全者。她們的才藝，頗爲廣泛，可以是詩文、書畫、琴棋以至烹飪等，而度曲、演唱是基礎（在中國，妓女的古源是“女樂”），所以也稱較高等的歡場爲“曲中”。“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點出了它的特點。
餘懷《闆闆雜記》上卷“雅游”：“舊院與貢院相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
舊院，“人稱曲中”。曲中，就是妓院。古代青樓有所謂“雅妓”，即色藝雙全者。她們的才藝，頗爲廣泛，可以是詩文、書畫、琴棋以至烹飪等，而度曲、演唱是基礎（在中國，妓女的古源是“女樂”），所以也稱較高等的歡場爲“曲中”。
隨着需求擴大，這行業也在變化，慢慢開始出現有無才無藝而僅供肉慾、以色事人者，如舊北京之八大胡同，一解飢渴而已，別無蘊藉，連留下的故事也是粗惡的。如所皆知，當年同治皇帝私遊其間，染了一身梅毒，死得很不成樣子。
明末的秦淮香豔，不是這樣。“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點出了它的特點。其實，當時南京的歡場，已有不同類型和檔次，如“珠市”和“南市”。珠市的客人，多爲富商大賈，單論美色與豪奢，此處不在秦淮之下。“其中時有麗人，惜限於地，不敢與舊院頡頏。”公認爲姿色第一的名妓王月，即屬珠市。而論品位，珠市卻距秦淮頗遠。至於南市，“卑屑所居”，是廉價的去處。三個地點的服務對象大致固定，秦淮乃文人雅士的畛域，珠市爲闊佬之樂園，南市則供下層社會消遣。
其之如此，環境使然。說到秦淮南岸的舊院，就不能不說北岸的貢院。
貢院，是科舉高級別考場，用於舉人資格的鄉試。這裏，指南京“江南貢院”，今大部已毀，明遠樓仍存，上有“江南貢院”的匾額。不過，“江南貢院”是清初南直隸改江南省後而得名，在明代，它應該叫“應天府貢院”。
這座貢院，可同時容二萬餘人考試。雖然各省會以及北京也有貢院，卻規模據說都不比南京。190廢科舉以後，它被拆除，如今尚能從照片窺其舊貌：排排號舍，密密麻麻，櫛比鱗次，一望無際。倘若還原樣保存在秦淮岸邊，我們身臨其地、放眼一望，對“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的意味，或更易瞭然。
它的建成，並不很早。《典故紀聞》：
應天初無試院，每開科，借京衛武學爲之，學地狹，每將儀門牆垣拆毀，苫蓋席舍，試畢復修。至景泰五年冬，始以應天府尹馬諒言，以永樂間錦衣衛紀綱沒官房改造試院。
景泰五年即14年，距明朝立國已有百年。另外，文中提到的紀綱，是朱棣手下大特務頭子，替朱棣殺人無算，《永樂大典》主纂、名臣解縉，即死彼手，而他自己最終下場也很慘，被朱棣處以剮刑。不料，貢院便建於紀綱府邸舊址，令人不免心生異樣——畢竟，在血腥酷吏與溫文爾雅之間，反差太大。
從時間上說，河對岸的勾欄瓦舍，早於貢院之建。我們從元人薩都剌《念奴嬌》“歌舞尊前，繁華鏡，暗換青青發。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略知其爲歡場，由來頗久。另參《板橋雜記》：“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輕煙淡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之外，而古蹟寖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則南岸舊院，洪武年間已有，爲官妓十六樓之一。不過，我們推想，那時它與一般青樓或無太大差別，1454年貢院的建成，是秦淮香豔發展史的一大節點，隨着“舊院與貢院遙對”格局確立，這一帶妓院才逐漸衍爲“雅游”之地。
2
關於秦淮香豔，要抓住舊院、貢院彼此呼應這一點，從二者因果求得對它的理解。南岸的旖旎，根本以北岸的文采爲背景，而北岸的文采，反過來也受着南岸的滋養與激發。兩相互動，而達成了餘懷的概括：“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采風流，甲於海內。”衣冠文物、文采風流，此八字是秦淮香豔的靈魂，抽掉它們，所謂秦淮香豔與八大胡同只怕也沒有分別，不成其“佳話”。
這八個字，還解釋了另外一個問題，即爲何貢院他省亦有，卻不曾催生自己的秦淮香豔，也來一個“舊院與貢院遙對”。很簡單，各地文物、文采之盛，不能達到南京的高度。關於這一點，話題需要拉得遠一些。
中國的物質與精神文明，既因自然條件的變化，也因數次遭遇北方蠻族大的衝擊，自晉代起，就向南偏移了。東晉、六朝是第一浪潮，南宋是第二浪潮，明代是第三浪潮。經此三大浪潮，經濟文化重心南移，遂成定局。黃宗羲說：“今天下之財賦出於江南。”董含《三岡識略》也說，有明三百年，“江南賦役，百倍他省”。或有誇大，但基本格局是這樣。
物力如此，文亦隨之。截至唐宋（北宋），中國人文猶以北方爲盛，查一查那時一流詩哲的籍貫，會發現多出於黃河流域。之後，尤其明代，明顯轉到南方，特別是集在東南一隅，北方文教則衰頹得厲害。有學者依省籍統計明代“三鼎甲”（含會試第一名的會元）人數，顯示兩個結果：一、東南一帶（蘇、皖、浙、贛、閩，大致爲今華東地區）達一百九十三位，幾乎是全國其餘地方的四倍；二、其中，僅南直隸一省人數，已超過東南以外各地總和。
這種盛衰之比，甚至導致明朝出臺一項特殊政策。大家可讀《明史·選舉二》，裏面專門講到“南卷”、“北卷”問題。“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但洪武丁丑年會試，“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惹得朱元璋大怒，“怒所取之偏”，竟將主考官或殺頭或流放。朱元璋認爲不公平，有他的道理。可是客觀上，南北兩地文教水準，反差確實很大。“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考生本身質量偏低，科舉競爭力無法跟南方比，所以，單靠殺人解決不了問題。迫不得已，便想出“南北卷”的辦法。強制名額分配，南人若干，北人若干，相當於把“全國統一錄取”改爲“劃片錄取”，硬性規定北方士子在進士中所佔比例。
朝廷如此，是無可奈何。因爲無論從文化平衡發展考慮，還是出於政治需要（官僚集團構成的合理性），都不能坐視南北差距過大。不過，儘管以“南北卷”加以扶植，終明一代，北方人才劣勢都不能徹底改觀，而只起舒緩作用。南方的強勢，不僅保持，且一直緩慢然而堅定地增長。萬曆以降，這勢頭達於頂點，東林崛起便是這樣的標誌。東南士夫勢力之強，居然足以和皇帝叫板。當中雖經奄黨摧折，而無改基本走勢，及至崇禎朝，無論朝野，政治和文化主導權已盡操東林-復社之手。
等滿清取代朱明，才真正將這勢頭扼止。滿清不獨地理上處於“北方”，更在文化上屬於“蠻夷”，明人蔑稱爲“北虜”。也恰恰出於這一點，滿清入主之後，不久即着手打壓南人。康雍乾幾次大的文字獄，哭廟案、南山集案、呂留良案等，對象均爲南籍士子。血雨腥風，飄散百年。這當中，除民族矛盾、文化衝突，其實也隱含地域相抗之意味。到此，南方在文化上所居壓倒優勢，以及南方士林甚囂塵上的情態，終於稍減。有清一代，其科舉、學術及文藝，雖仍以南人略佔上風，但北方卻有強勁復甦，如今因影視劇熱播而成清代文化明星的紀曉嵐、劉墉，以及曹雪芹、蒲松齡等主要的文學作者，都是北方人。類似情形，元代也曾有而更不加掩飾，民分四等，以北人、南人區分中國人而置後者於最末等，清代好歹未至於此。
近代，南北間的抑揚再譜新篇。清室的衰微，果然表現爲南人重執政治文化之牛耳。晚清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戊戌變法中的康梁譚、翁同龢，悉屬南籍。庚子之變，“東南互保”，南方數省公然拒奉清廷命令。辛亥革命，其實也不妨稱之爲南方革命（而與北方義和團的護清，相映成趣）。此後“五四”直到中共創建，活躍人物陳獨秀、胡適、魯迅……差不多個個來自南方。這種南北相抗，晉代迄今一千六七百年的時間，很少不與之發生關係，包括時下網絡之中，也時常引發口水戰。但這現象本身以及其中意味，實際並不口水而不無嚴肅，於中國文明的起伏、流向及況味，頗足楬櫫。
以中國物質、精神文明重心南移爲背景，會特別注意到南京這座城市的意義。在帝制以來二千多年的範圍下，南京乃唯一堪與西安、洛陽、開封、北京等爭輝的南方大城，是物質、精神文明重心南移趨勢在地理上的聚焦點，並因這趨勢而形成持續建都史。它整個歷史共有三個峯值，一、從三國孫吳經東晉到六朝；二、明代；三、中華民國。三個時間點均極重要，第一個是夷夏衝突正式成爲中國現實問題的時刻，第二個是向現代轉型的前夜，第三個是中國揖別帝制、步入現代國家行列的開端。從中我們覺得，南京之於中國歷史，一來有頭等的政治意義，而更大特點在於似乎是文明的節點與標識，它的枯榮似乎總是撥動中國那根文明的琴絃，一個王朝在此崛起與消失，似乎不僅僅是政治的興廢，而每每有文化滄桑、沉浮的意味，也許，這就是爲什麼古代諸大城，獨南京形成了“金陵懷古”這固定的詩吟主題，無數詩人至此難禁睹物傷情的幽思，爲之感慨、懷想和悼亡。
此外從城市文明角度，二千年看下來，只有兩座城市是真正具代表性的：漢唐爲長安，之後是金陵。它們既各自演繹了北南兩段繁縟，又共同呈示和見證中國文明重心的南渡史。中古以前的“西京情愫”，與中古以後的“金陵春夢”，相映成趣。漢唐時人心目中的長安，與明清時人心目中的金陵，具有同等的文化和審美價值，也唯有它們可以相提並論。《明夷待訪錄》“建都”篇曾談到長安和金陵之間歷史地位的變化：
或曰：有王者起，將復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勝者，以關中爲上，金陵不與焉，何也？曰：時不同也。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會稽，代指浙江）久矣……而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匱篋也。
此大勢一目瞭然。故爾我們看到金陵之於曹雪芹，一如長安之於司馬相如、王維等。“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這些字眼若在漢唐必屬長安，而到曹雪芹時代，卻非金陵不匹。
3
崇禎、弘光兩朝，是秦淮香豔的真正鼎盛期。
這個時間點，過去似乎沒有如何引起注意。說起秦淮香豔，往往囫圇吞棗地以爲是從來如此的悠久現象。其實要做一點細分。單講作爲風月之地，秦淮的歷史當然漫長，前引餘懷之述顯示，光是明代就可從洪武年間算起。然而，從普通風月場向“雅游”之地轉化，並非一蹴而就。從現有線索推測，應該是於景泰五年北岸修建貢院之後纔有可能。之前的情形，我們雖並不清楚，但從環境本身特點尚不具備來想，崇、弘間舊院那樣高、精、尖的極雅妓院，恐怕還是無源之水。貢院之建，加上金陵文化和歷史中固有積澱，兩者相互氤氳，再經百餘年含英咀華，終於崇、弘間達到絢爛的極致。而其爲時並不算長，從頭到尾不過十幾年光景；換言之，真正播於人口的秦淮香豔，不過是明代之尾轉瞬即逝的事情。
根據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秦淮名妓，無一出現在崇禎以前。
《板橋雜記》所記，爲“崇禎庚、辛”即庚辰（1640）、辛巳（1641）年之前餘懷在秦淮的聞見，這是基本的時間窗。而它所提到的諸姬，時齡多爲十來歲。如董小宛、卞賽（玉京）十八歲，李香、李媚都只有十三歲，顧媚（橫波夫人）稍長，亦僅二十多歲。另，《板橋雜記》未載之柳如是，據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崇禎十三年庚辰之冬，河東君年二十三。”從年齡看，很顯然，明末這一羣星璀璨的名妓羣體，都是崇禎年間涌現出來；此前，她們或甫臨人世，或尚處幼齒，不可能操此業。
由此，我們將所談的秦淮香豔，做了時間段上的固定。隨後，我們還要解釋，其道理何在？爲什麼偏偏是崇禎後，而沒有早些出現？剛纔說景泰五年北岸建貢院是一大節點，然而從貢院建成到崇禎，中間長達一百七十年，卻並沒有誕生類似地這樣的羣星璀璨的名姬羣體，爲何崇禎以後，卻“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難道我們對此，只能以“厚積薄發”之類虛言應對，而沒有稍爲實證的解釋？
這樣的解釋是有的。我們可以明確指出，秦淮香豔的井噴，完全是因復社的緣故。
不過，如果只看到復社、舊院之間“狹邪”一面，則所見差矣。
庚午、南京、復社，這三個關鍵詞相聯，是有濃厚政治意味的。《思舊錄》周鑣條記道：
庚午，南中爲大會，仲馭招餘入社。
“大會”，是“金陵大會”；“招餘入社”，組織、動員也。黃宗羲話雖甚簡，我們卻不難感受當時的緊鑼密鼓。酒肆、寓所、遊船、街頭、妓院……爲某日某件事，南京到處有人串聯、拜訪或邀約。那種氣氛，古時少見，現代人反而不陌生——我們一般稱之“鬧風潮”或“鬧革命”。或許，我的思考方式過多摻雜了現代生活的影響，但復社傳遞過來的信息，的確喚起了我對革命的聯想。
茅盾回憶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節，講到熱烈革命氣氛中，也飄散濃郁的荷爾蒙氣息：流行“五分鐘戀愛觀”，幾位漂亮革命美人，“一些單身男子就天天晚上往她們的宿舍裏跑，而且賴着不走”。昂奮、激情似乎會傳染，就連早有家室的茅盾自己，也不免心旌搖盪：“有一次，開完一個小會，正逢大雨，我帶有傘，而在會上遇見的極熟悉的一位女同志卻沒有傘。於是我送她回家，兩人共持一傘，此時，各種形象，特別是女性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紛紛出現，忽來忽往，或隱或顯”。這是大革命時期的廣州、武漢和上海，而其風範，我們於明末的南京，好像亦覺眼熟。
革命與荷爾蒙，總是相互刺激。雖然名士挾妓在中國算是老套子，但此番秦淮河邊的喧謔，應該越出了那種單純的放浪形骸。我們讀《同人集》，復社諸人當時的體驗與後日的懷想，都不僅止於荷爾蒙發作，而明顯是革命情緒與荷爾蒙並作。於情場得意中自我崇高，又在自我崇高中征服情場。政治正確爲他們贏得了性的肯定，而性的肯定又令政治激情益發高揚。對崇、弘間的秦淮風情，看不到革命的羅曼蒂克，只看到偎紅依翠，實際沒有讀懂那個時代。
從庚午年起，南京似乎就有明末“青年革命中心”意味。北方饑荒和戰亂，離此尚遠，京師政壇的犬牙交錯，這裏亦無蹤影。思想和文化，南京一邊倒地處在復社影響之下。阮大鋮曾警告：“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言復社勢力之大，足以造反，意在危言聳聽，但復社勢力駭人卻是真的。其所集會，規模動至上萬人，山呼海嘯。東南一帶，文脈盡爲所控，有人憤憤不平：“東南利孔久湮，復社渠魁聚斂”，《思舊錄》吳應箕條一筆記載，可證不虛：“復社《國表四集》，爲其所選，故聲價愈高。嘗於西湖舟中，贊房書羅炌之文，次日杭人無不買之。坊人應手不給，即時重刻，其爲人所重如此。”幾有一言興邦的能量。南京既爲留都，政治神經發達而密佈。復社在別處影響，或多體現爲文化追星與膜拜，在南京，則以政治能量表現出來。談到南京那段時間，吳梅村說：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刻壇墠，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闢疆爲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闢疆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
這些人，連舉人都不是，陳貞慧不過貢生，侯、冒只是諸生。然而，“執政”爲所品評，“公卿”任憑短長。“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是指對有很大權勢的人，也不放在眼裏。之能若此，其實並非因爲“貴公子”身份。過去，“明末四公子”名頭太響，一般都以爲他們來頭驚人。實際上，這三人當中，陳、冒的父親都不是什麼大官，侯方域之父侯恂地位雖高，此時卻是罪臣。他們“雄懷顧盼”，真正原因是身後有復社這一強大組織的背景。
說到這一點，倒也真顯出明末的某種特別，亦即，言論和精英派別、組織的力量，對政治影響越來越大，政治話語權一定程度上獨立於官職或行政權力。而這特點，始顯於復社，其前驅東林仍是在朝政範圍以內謀求對於君權的獨立性，復社領袖與骨幹大多都沒有進入政壇，他們是通過思想、輿論，通過掌握文化領導權，獲取實際政治影響力。在只有“廟堂政治”的帝制中國，這既是新的政治意識，也是新的政治現象。他們實際上是在搞一場革命，讀一讀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校篇，便知他們乃是有意爲之，並非步入仕途之前的權宜之計，“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復社就是這樣的“學校”——一種置於政權之外而“品覈執政，裁量公卿”的獨立政治力量。
他們試圖挑戰政治秩序，開闢從官場之外參與政治的新途徑。我們不必說他們嘗試的是民主政治，但他們的確想要打破官僚系統的政治壟斷。他們的組織化，明確指向這意圖。他們有組織的行動，則將這意圖直接付諸實踐。
《留都防亂揭帖》是復社政治鬥爭史上輝煌一頁，在南京人脈極廣的阮大鋮，居然被逼得遁形荒郊，不敢入城。歷史上，揭帖事件有兩個突出的意義：一、它的成功，完全是思想、輿論的成功，整個過程，復社學子手無寸鐵，亦未以靠山爲後臺，僅仗禿筆擊走阮大鋮。二、表面看來，只是趕跑阮大鋮，但我以爲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作爲這樣的實驗，顯示從精神和思想上組織起來，可以在權力之外單獨形成社會改革力量，故而如果寫中國的學生運動史，第一頁應該從這兒寫起。
諸般跡象顯示，崇禎年間的南京城，是帝制中國一座非典型城市。此時南京，從傳統角度說簡直是令人陌生的城市。體制和官僚系統似乎失位，阮大鋮廣交政界，卻無人替他出頭，那些毛頭學子，不但佔領思想文化制高點、引領輿論，也在社會現實層面呼風喚雨、興風作浪。它某些側影，完全不像僅有“民氓”與“有司”的標準古代城市，兩者之間似乎出現了第三者，一種不符合古代城市秩序與特點的新興力量，而我們在近現代革命時期的城市，倒時常看見這樣的自由的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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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爲明末南京上述獨特氛圍作表徵的，與接踵不斷的盛大集會、街談巷議的政治熱情、集體圍觀的大字報之類的景觀同時，還有秦淮河上岸邊容光煥發、縱情蕩冶的情侶。將十七世紀初南京上下打量一番，我們最鮮明的印象，集中在兩個字眼。一個是“革命”，另一個是“愛情”。不妨說，革命與愛情相結合，是那段時間南京的基本風貌。這真是罕見的情形，整個帝制時代，我不知道還有第二座城市曾有過這種狀態。
清代同治間詩人秦際唐讀《板橋雜記》寫道：
笙歌畫舫月沉沉，邂逅才子訂賞音。福慧幾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東林。
他將從書中得來的印象，歸結於“家家夫婿是東林”。雖詩家極言之語，未必真到“家家”地步，但秦淮名姬與“東林”訂情，確一時風行，要不然《桃花扇》亦無託名士名姬抒興亡之嘆的靈感。舉如李媚姐與餘懷、葛嫩與孫臨、顧媚與龔鼎孳、董小宛與冒闢疆、卞玉京與吳梅村、馬嬌與楊龍友（楊以同鄉關係，甲乙間與馬士英近，而累其名聲，其實崇禎時他本與東林、復社過從甚密）、李香與侯方域、柳如是與錢謙益，等等。
革命與愛情結合，是近代喜歡的文藝題材，也是近代以來纔有的題材，如外國的《牛虻》、中國的《青春之歌》。過去愛情題材，則不出愛情本身，一直到《牡丹亭》、《紅樓夢》，實際都沒越過《子夜歌》“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可悟不成匹”的層面，雖亦足動人，但在現代人看來，終究是缺少一些寬廣的東西。
可這一貫的愛情模式，到《桃花扇》卻一下子打破了。我們從孔尚任筆下所見，不再是老套的郎情妾意，而是全新的革命加愛情。中國愛情文學真正破了古典藩籬而有近代意味，就得從《桃花扇》算起，大家如果把它跟古典文學任何有關愛情的詩歌、小說、戲劇做對比，可以一眼看出這作品處在前所未有的格局中。爲什麼能夠這樣？就應了藝術源於生活那句老生常談，《桃花扇》的跳出舊窠臼，並非孔尚任拍拍腦門悟出來的結果，完全來自崇、弘間秦淮兩岸現實本身。這部劇作，幾乎是非虛構作品，孔尚任是在幾十種史著和親自走訪基礎上，依照史實寫成，劇中主題、情節、人物，都是生活本身所奉獻。所以，《桃花扇》之奇，首先在於現實之奇，是明末南京的全新愛情，哺育了這部作品。
事實上，只要對秦淮香豔有深入瞭解，都必在其男歡女愛中看到一些更具重量和力度的東西。所以，繼《桃花扇》後，從同樣背景引出的另一名作——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也登高望遠，煌煌其言：
披尋錢柳之篇什於殘闕毀禁之餘，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以“自由之思想”而贈一妓一士，很應該被深思和回味，可惜不少人於此書徒然作爲學問來膜拜，老先生的滿腔激情、縈鬱索結都看不見了。
李香與侯方域引出《桃花扇》，柳如是與錢謙益引出《柳如是別傳》。兩作都力能扛鼎，思其緣由，作者的功力及貢獻之外，我們亦訝於那個時代蘊藏之富、氣象之奇，短短十幾年，卻有那麼多瑰意奇行、可風可傳的人與事。以我所知，像顧媚與龔鼎孳、董小宛與冒闢疆、卞玉京與吳梅村的故事，精彩豐饒都不遜色，可惜還沒有大手筆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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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駘蕩淫佚，並不僅當朽腐沒落時，面臨解放或處在渴望解放的苦悶之下，亦有所表現。北美六十年代性解放，多半就是社會變革苦悶所致，它與左派思潮、黑人民權運動、藍調搖滾、大麻、反戰同生共隨。我們對明末崇、弘間南京的秦淮香豔，也覺得可以如是觀，而非區區“反禮教”之類陳詞濫調可明瞭者。
讀《同人集》、《板橋雜記》等，每每想到秦淮河畔的情形與“世紀末”時期巴黎塞納河左岸頗有幾分相似。那裏，充斥着從精神和肉體自我放逐，自比波希米亞人，以漂泊、流浪爲樂事的反傳統藝術家。而崇、弘之間的南京，也有一個飄浮無根、萍水相逢、客居遊蕩的羣體——那些因趕考而聚集南京的青年舉子，很多人後來已經忘掉原來的目的，或把它降到次要的位置，他們幾年以至十幾年滯留南京（冒闢疆、侯方域都是如此），參加一輪又一輪鄉試，而一次又一次失利，卻彷彿樂此不疲、心滿意足。
冒闢疆於桃葉渡大會即席賦詩放歌，頭四句說：
昨日浪飲桃花南，今日浪飲惡木西。自笑飄流若無主，逃酣寄傲天地寬。
看看那些字眼：昨日浪飲、今日浪飲、飄流、無主、天地寬，這難道不是解放的一代嗎？
他們熱愛和享受南京的氛圍，在秦淮安營紮寨，少數有錢可以住得闊綽，多數只是像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人那樣住小閣樓、亭子間，卻體會着自由、無羈、思想充實、四方“同人”其樂融融的全新生活，“今日姚兄送我一舟，即泊小寓河亭之下，又送媚兄來，朱爾兼、顧仲恭、張幼青諸兄俱在我舟，吾兄可竟到我處……”讀此，覺得這些明代書生的生存情狀沒有任何方巾氣，倒與很多現代自由知識分子、學生思想羣落的景象，不分軒輊。
對這些精神流浪者，舊院成爲極好的潤滑劑。性的風騷和思想的風騷，天然投合，彼此激發，新鮮和解放的生命意識在放浪、馳蕩之中獲得更多的能量和刺激。整個古代，只有在崇、弘之際的南京，嬌娃麗姬才超越買歡賣笑角色，而成爲衆星捧月的社交中心，和近代歐洲名媛一樣，她們的居處，分明就是南京的思想和文化沙龍。
這樣的場所，明顯不僅是男歡女愛之地，而演變爲公共思想的空間。它的出現，證明了南京公共思想的活躍，也證明了開展這種思想交流的強烈需求。它是對“廟堂”式思想空間的打破、破除，這裏所論所談，必非冠帶之說、繭疥之思，而無忌無拘、放任自由。它是自由思想地帶，也是個性地帶，“狹邪之遊，君子所戒”，青樓非書齋，君子可留書齋不必來此，來此即不必道貌岸然，而要嘻笑怒罵、真性示人。然而，秦淮河畔的個性，不再是“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不再是魏晉風度，不再是孤高自許、自外於世，這裏的個性解放指向社會解放，以歷史變革爲己任，追求羣體價值認同……
聚會、宴飲、放談，追逐名媛、沉湎愛情。這樣的場景，我們在十八世紀歐洲（尤其法國）許多小說、戲劇、詩歌、傳記、繪畫中見過。比它早一百年，“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采風流，甲於海內”的南京，也曾有過。這既非巧合，也非形似，而發乎同樣的時代和精神氣質。可惜“千古江潮恨朔風”，白山黑水的寒流，將此一掃而空。又可惜時湮代遠，中間隔了三四百年之後，今人既不知道也不理解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說起秦淮香豔，僅目之爲花間月下。
餘懷以將近耄耋之年寫就的《板橋雜記》，而今似乎已成一篇花柳實錄，只從窺淫的角度引起閱讀興趣。無人去思考，那顆古稀之心，何以被年少之際狹邪往事久久稽淹；也無人注意他自序中的表白：
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京夢華之錄，標崖公蜆鬥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也哉！
東京夢華之錄，即《東京夢華錄》。此書乃孟元老南渡之後，爲繁華汴梁獻上的追憶。餘懷效之，以《板橋雜記》爲錦繡南京——尤其是崇、弘間我所稱的那段“革命和愛情”——奠祭。書中嘆道，鼎革後，“間亦過之，蒿藜滿眼”。尤侗爲該書題言，亦曰：“未及百年，美人黃土矣！回首夢華，可勝慨哉！”
餘懷《後跋》說：
餘甲申以前，詩文盡焚棄。中有贈答名妓篇語甚多，亦如前塵昔夢，不復記憶。但抽毫點注，我心寫兮。亦泗水潛夫記《武林舊事》之意也，知我罪我，餘烏足以知之！
他寫的不是事和人，是心。而這顆心永遠留在了“甲申以前”，那是中國的一段不幸夭折的歷史，是一種我們今天已經觸摸不到的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