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傳說中的仙人。道教中的四位大真人，即通玄真人、沖虛真人、南華真人、洞靈真人，道教尊之爲四大真人，爲道教太上道祖老子的四位弟子。 真人指古代道家、道教把修真成道，洞悉宇宙和人生本原，真真正正覺醒，覺悟的人稱之爲真人，常用作稱號。老子與四大真人所代表的玄學是除了儒學外唯一被定爲官學的學問。
簡介
真人一詞最早出於”
春秋戰國《莊子·大宗師》：“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
《史記·秦始皇本紀》：“ 始皇 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後因指統一天下的所謂真命天子。
漢 淮南王《淮南子·本經訓》：“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
漢王逸《九思·守志》：“隨真人兮翱翔，食元氣兮長存。”
東漢魏晉《太上經》曰：混茫之氣，變化爲真人，與時翱翔，有名無體。
東漢魏晉《洞元自然經訣》曰：道言：真人者，體洞虛無，與道合真，同於自然，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通。
南北《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曰：天尊：道性無隱無顯，無生無滅，無去無來;非現在，非未來，非過去;非因所作，非緣所生。是故名常。道性即是天尊，天尊即是真人。真人是常，道性是常。一切有爲之法，皆是無常。虛空無爲，是故爲常。虛空者，即是道性;道性者，即是天尊;天尊者，即是無爲;無爲者，即是常樂。
道性、天尊、真人、無爲、虛空等等，都是同體異名的概念。如同佛性是佛、真如、如來法身一樣，這是道教對真人問題探討的深入。
四大真人影響
先秦是道家大發展的時期，它人物衆多，流派紛呈，蔚爲大觀，並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經過齊國與楚國的大力發展，以至於在戰國時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說的“黃老獨盛壓倒百家”的局面。到了漢初如先秦齊楚兩國一樣統治者集團也信奉黃老之學，由是黃老思想全面運用於漢初政治，達到了“文景之治”的繁榮。從學術角度看，《淮南子》、河上公《老子章句》的許多觀點都反映出黃老思潮的影響;受現實影響，西漢道家多以老子思想爲依據批評政治，討論國是。影響所及，如《史記·外戚世家》載漢景帝之母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漢景帝則“以《黃帝》、《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之”。黃老之書升格爲經在漢武帝尊六經之前。這些都爲其後在民間繼續發展奠定了根基。漢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認爲是黃老之學的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實踐。而四子真經所代表的玄學是除了儒學外唯一被定爲官學的學說。
玄學是漢末魏晉時期至宋朝中葉出現的一種崇尚老莊、研究幽深玄遠問題的哲學與學說，是那個時代的學術主潮。所謂“玄”，即《老子》所講“玄之又玄.謂。西漢之揚雄在《太玄·玄攤》中說：“玄者，幽攤萬類，不見形者也。”魏之王弼在《老子指略》解釋道：“玄，謂之深者也。”玄學以《老子》的“無爲”之論，《莊子》蔑視禮法的態度和《周易》的神祕主義合爲主旨，以道解易又符合先秦兩漢道家易思想。《老子》又稱《道德經》，《莊子》又稱《南華經》，此二書又被稱爲“玄宗”。玄學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張湛、韓伯、陶淵明、袁宏等等。玄學是在東漢末年經學衰落之際，拋棄了天人感應之論，冀以清談和思辨裨補註經繁瑣等闕漏，以自然爲本爲體，以名教爲末爲用，探討本末的有無，即宇宙的本體問題;對此哲學目的，又以“得意忘言”爲方法，以辨名析理爲其思維形式。由是而成爲一整套哲學體系。在晉元嘉十六年國家開設五館中，玄學館爲其中之一，這也標誌玄學的確立併爲朝廷認可。據南齊陸澄《與王儉書》所載：“元嘉建學之始，(鄭)玄、(王)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玄)置王(弼)，意在貴玄(學)，事成敗儒(《南齊書·陸澄傳》)。”這說明南北朝時期，王弼的玄學，已經取代了鄭玄的經學了。玄學大體上分爲三派：以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爲代表的玄理派;以王衍爲代表的清談派和嵇康、阮籍、“七賢”等名流的狂放派。玄學的思潮還開創了中國文化史上的新時期，對宋明理學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魏晉玄學影響廣泛，泛浸及醫學，後者自然主義的養生觀，其重術尊方的發展理路，和醫者意也的思維方式等等，都與玄學的影響有關，這也鑄就了從魏晉南北朝時期醫學的自覺自爲的特徵。
門閥士族士大夫致力於《老子》、《莊子》、《周易》、《論語》、《列子》、《文子》等儒道經典的註釋、研究和談論，宣傳自然無爲，崇尚達生任性，於是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玄風”，以談玄論道來逃避現實政治。自曹魏年間的“正始之音”開始，很多名士口出玄言，不務政事，晉元帝司馬睿甚至“餐服玄風”，到南北朝時有的皇帝還“盡玄言之趣”，置玄學館，玄學風行一時。
玄學館是學習道家學說的學校。宋文帝時創立。元嘉十六年(439)文帝以何尚之爲丹陽(今屬江蘇)尹，建宅於南城外，設置玄學館，招聚生徒。東海(今屬江蘇)徐秀、廬江(今屬安徽)何曇、潁川(今河南登封東)苟子華、太原孫宗昌、魯郡(今山東曲阜)孔惠宣等名流學者，都仰慕遠道來遊，稱爲南學。受魏晉玄學思想發展影響，玄學列爲學校科目，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首開其端。唐代又名崇玄學，京師及地方均設。學習內容爲《老子》、《莊子》，《文子》、《列子》等。玄學館.又稱爲南學，學者聞風麗爭四館並置.爲後代分科大學之始，對隋唐專科學校的發展有直接影響。
玄、史、文三館的設立，除《宋書·隱逸傳》所言是“上留心藝術”使然以外①，恐怕還有借設館來確立朝廷在士大夫文化中的領導地位的意味，將思想的生產納入國家的體制。尤其是玄學，它與史學、文學不同，是士大夫的思想靈魂，關乎治道。朝廷不光要借“抑揚名教”來整肅士風，還要佔據思想界的權威地位，引導士風。《宋書·何尚之傳》：“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爨、黃回、潁川苟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避，謂之南學。”可見玄學館的設立的確吸引了一些士人，形成了重要的社會影響。(據《南史·宋明帝紀》載，總明觀原設五科，因陰陽學無人，立四科。齊初仍沿用。其分科教學形式，影響後世專科教育的發展。)
北周承西魏之後，其學制較北齊爲略勝。太學之外，又有“露門學”、“虎門學”及“通道觀”等。“露門學”或稱“路門學”，立於武帝天和二年(公元五六七年)，與“虎門館”同爲教授貴胄的學校。“通道觀”立於建德三年(公元五七四年)，與宋“四學”的“玄學館”相似，蓋欲發揚道家思想，也是這時代與前代學制特異的史證(都見《北周書·武帝紀》)。
唐長安玄掌館唐都長安崇玄署轄下培養玄學人才的教學部門。又稱爲崇玄館、崇玄學。其學生稱爲崇玄生。據《唐會要》卷六四載，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置崇玄學子玄元皇帝廟，開元二十九年正月，設崇玄博士1人，令學生習《道德經》、《莊子》、《文子》、《列子》，“待習業成後，每年隨貢舉人例送至省，準明經例考試”。有學生百人。天寶二年(公元742年)改稱崇賢館，稱博士爲學士，助教爲直學士，大學士1人則由宰相擔任，領兩京玄元官及道院。此後崇玄館因安史叛亂一度衰敗。大曆三年(公元768年)，學生恢復至百人。
宋朝提倡學習道經，並設立道學制度和道學博士。政和七年八月，徽宗根據宣和殿大學士蔡攸建議，將《亢桑子》《文子》列入國子學，與《莊子》《列子》並行。又親自爲《道德經》作注。重和元年因知兗州王純奏請，令學者治《御注道德經》，間於其中出題。同時又下詔規定：“自今學道之士，許入州縣學教養，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爲大經，《莊子》《列子》爲小經，外兼通儒經，俾合爲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凡初入學者稱爲道徒，以後每年進行考試，根據其考試的成績分別授以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隱士、逸士、志士等名號，按五品到九品撥放。又依儒學貢士法，學道之士可通過考試升爲貢士，到京入辟雍(北宋末年太學之預備學校，或稱“外學”)學習，然後每三年參加“大比”，殿試合格者即爲有道之士，可授以道官道職。爲了普及道經的學習，又令道錄院選擇道經數十部，鏤板頒之州郡。同年九月，又下詔規定：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後又規定“諸州添置道學博士，擇本州官兼充。”通過以上措施，促使道、儒合一。到宣和二年正月，遂下令“罷道學，以儒、道合而爲一，不必別置道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