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克薩斯的反叛 第一塊爲相當數量的美國人定居的墨西哥領土是得克薩斯。墨西哥獨立時，得克薩斯境內具有西班牙人血統的非印第安人(Tejanos)只有2000人。爲了開發這一地區，墨西哥政府接受了出生於康涅迪格的農場主摩西·奧斯汀(Moses Austin)提出的建議：接受美國人來此地居住和開發。1820年，奧斯汀得到了一大筆土地贈予。他隨後很快就去世了，他的兒子斯蒂芬繼續實施這項計劃。他將土地分成小塊，以每畝12美分的價格賣給從美國來的定居者。1830年，該地區的美國定居者人口達到了7000人，大大超過了西裔非印第安人的人數。
墨西哥政府開始爲自己對這一地區控制權的減弱感到擔心，於1830年廢止了既存的土地贈予條款，並禁止美國移民進入該地區。在斯蒂芬·奧斯汀的領導下，美國定居者要求從墨西哥政府那裏獲得更大的自主權。當地的西裔非印第安人精英階層的一部分人也加入到美國人的隊伍中來。這些人多爲牧場主和大農場主，他們對伴隨定居者而來的經濟繁榮表示歡迎，並與美國商人一起組成了經濟上的聯盟。奴隸制問題進一步激化了矛盾。墨西哥已經廢除了奴隸制，但當地政府卻允許美國定居者將奴隸帶入得克薩斯。1835年，墨西哥統治者安東尼奧·洛佩斯·德·桑塔·安納將軍(General Antonia Lopez de Santa Anna)派出一支軍隊，前來行使中央政府的權威，一個地方委員會抨擊他的做法是“把自由賦予給我們的奴隸，把我們變成了奴隸”。
圖 美墨戰爭行軍路線
桑塔·安納軍隊的出現引發了得克薩斯的一場混亂的反叛。反叛者組成了一個臨時政府，該政府很快提出了得克薩斯獨立的口號。1836年3月13日，桑塔·安納的軍隊對阿拉莫——位於聖安東尼奧的一個傳教士據點——發動了攻擊，殺死了包圍據點的187名美國人和西裔非印第安人。“記住阿拉莫”於是成爲了得克薩斯人的戰鬥口號。4月，由前田納西州長山姆·休士頓(Sam Houston)帶領的軍隊在聖哈辛托戰役(Battle of San Jacinto)中打敗桑塔·安納的軍隊，強迫他承認了得克薩斯的獨立。休士頓很快當選爲得克薩斯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1837年，得克薩斯國會提出要與美國合併。安德魯·傑克遜和馬丁·範布倫總統卻擔心，在聯邦中加入另外一個蓄奴州，定會引發新的政治爭執，所以兩人都將這一要求擱置不理。美國定居者卻繼續大量涌入這一地區，許多奴隸主佔據了當地最肥沃的土地。至1845年，得克薩斯的人口已經達到15萬人。
1844年美國總統選舉
兼併得克薩斯的問題一直被束之高閣，直到約翰·泰勒(John Tyler)總統任職期間它才得以重新提出;泰勒的目的是希望藉此挽救他失敗的政府，併爲自己贏得1844年總統大選提名爭取南部的支持。1844年4月，國務卿約翰·卡爾霍恩的一封信被泄露給了報紙。卡爾霍恩是泰勒任命的，他的信將兼併得克薩斯與增強奴隸制在美國的影響力直接聯繫起來。一些南部領袖人物甚至希望把得克薩斯劃分成幾個州，以增加南部在國會的代表權。當月晚些時間，亨利·克萊和範布倫在肯塔基州克萊的農場見面。兩人分別是輝格黨和民主黨預期中的總統候選人，同時也是美國政黨體制中德高望重的領袖人物。兩人同意分別發表公開信，反對立即兼併得克薩斯的行動，理由是這樣做可能會挑起與墨西哥的戰爭。顯然，克萊和範布倫仍在使用傳統的方式來面對奴隸制問題——即企圖將這個問題排除在全國政治之外。
克萊按計劃得到了輝格黨的提名，但對於範布倫來說，公開信卻如同一場災難。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那些傾向於兼併得克薩斯的南部人拋棄了範布倫的計劃，他也因此而未能得到提名所需的2/3多數的同意。代表們於是轉向支持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前田納西州州長詹姆斯·波爾克(James K. Polk)。波爾克的主要可取之處在於他對兼併的支持和他與安德魯·傑克遜保持着十分密切的私人關係。傑克遜在當時仍然是最受歡迎的民主黨領袖。與他之前幾乎所有的總統一樣，波爾克也是一個奴隸主。他在田納西和密西西比都擁有大片的棉花種植園，那裏的生存條件十分惡劣，兒童奴隸中僅有一半的人可以活過15歲，成年奴隸則大批的逃跑。爲了安撫因拒絕範布倫的提名而在感情上受到傷害的北部民主黨人，民主黨的競選綱領提出，不僅要“再次兼併”得克薩斯(意即得克薩斯是路易斯安那購買領土的一部分，等於歷史上曾經屬於過美國)，而且還要“再次佔領”整個俄勒岡地區。“要麼五十四度四十分，要麼開戰”——即美國要控制俄勒岡地區內直到美國北部北緯54°40′的邊界——成爲了一句時髦的競選口號。然而，北部民主黨人中的範布倫派將南部的行徑視爲一種出賣，並因此懷恨在心。他們的仇恨在未來幾年中將深刻地影響美國的政治。
波爾克是總統大選歷史上的第一位“黑馬”候選人——即他的候選人提名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那年秋季，他在一場實力極爲接近的競選中擊敗了克萊。波爾克所得民選票的多數少於2%。如果不是作爲自由黨候選人再次參選的詹姆斯·伯尼從紐約州反奴隸制的輝格黨人手中贏得了16000票，克萊將贏得這次選舉。1845年3月，在波爾克就職的幾天之前，國會宣佈，得克薩斯正式成爲美國的一部分。
通向戰爭之路
雖然詹姆斯·波爾克幾乎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物，但他走馬上任就任總統時，卻帶着一整套定義非常清楚的目標：降低關稅，恢復獨立財政體制，解決關於俄勒岡擁有權的爭端，將加利福尼亞納入到美國的版圖中來。國會很快針對前兩個目標進行了立法，第三個目標通過一項與英國簽訂的協定而得以實現，該協定將俄勒岡地區在北緯49°處一分爲二。許多北部人對這個妥協非常失望，把它看成是波爾克對自己競選承諾——即決不在不放一槍的情況下放棄俄勒岡的任何一部分——的背叛。但是，總統保住了他的主要目標，獲得了威廉特流域和極爲壯觀的皮吉特海灣。
獲取加利福尼亞則顯得更爲棘手。波爾克派出一個代表團到墨西哥去商談購買這一地區，但墨西哥政府拒絕談判。1846年春季，波爾克已經開始計劃採取軍事行動。4月，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指揮的美國軍隊已經進入到努埃西斯河(Nueces River)和里奧格蘭德河(Rio Grande)之間的地帶，這一地帶處在得克薩斯和墨西哥的邊界上，兩國政府都聲稱對其擁有主權。這一行動使美國與墨西哥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軍事衝突。戰爭打響之後，波爾克聲稱墨西哥人“把鮮血撒在了美國的土地上”，他要求國會對墨西哥宣戰。
美墨戰爭與它的批評者
美墨戰爭是第一場主要在外國領土上進行的美國戰爭，也是第一場美國軍隊佔領了外國首都的戰爭。在天定命運擴張主義思想的刺激下，大多數美國人對這場戰爭表示支持。他們相信，如同赫爾曼·梅爾維爾在小說《白色的外套》(White-Jacket，1850)中所寫到的，既然美國人“駕馭着[全人類的]自由方舟”，“對於世界來說……民族的自私自利是一樁無邊無際的慈善事業”。然而在北部，卻有一個相當規模的少數派對戰爭表示了異議;他們擔心，政府真正目的遠不是所謂擴展“偉大的自由的帝國”，而是爲奴隸制的擴張獲取新的領土。曾在美墨戰爭中功勳卓著的尤利塞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後來回憶說，這場戰爭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對一個相對弱小的國家所發動的最不正義的戰爭之一”，它標誌着美國的行爲開始變得像“歐洲的君主制國家”一樣，而不像是一個民主共和國家應有的行爲。1846年，亨利·戴維·梭羅拒絕納稅，以表示對戰爭的抗議，他因此在馬薩諸塞遭到監禁。在爲他的行動進行辯護時，梭羅寫下了一篇重要論文“論公民不服從”(On Civil Disobedience)，這篇文章成爲了像小馬丁·路德·金這樣的後來主張非暴力抵抗運動的人的一個思想源泉。“當身處一個可以極不公正地拘捕任何人的政府之下時，”梭羅寫道，“一個真正能夠容納正義者的地方也就是在監獄之中。”
美墨戰爭的批評者中也包括了1846年從伊利諾伊當選的國會衆議員亞伯拉罕·林肯。同許多輝格黨人一樣，林肯對波爾克所稱的墨西哥人在美國領土上造成了傷亡的說法表示懷疑;1847年，他提出一項決議案，要求總統指出戰爭的首發流血事件發生的具體“位置”。與此同時，林肯對波爾克的美國有權侵入墨西哥的說法也深感不安。“如果允許總統在他認爲有必要擊退外來侵略時有權侵入外國，”他宣稱道，“等於允許他可以隨心所欲地發動戰爭……如果今天他說他認爲有必要進攻加拿大以阻止英國人對我們的入侵，你又如何能夠制止他這樣做呢?”林肯的立場在伊利諾伊是不受歡迎的。他原本答應只擔任一屆國會議員，即便如此，當民主黨人在1848年重新奪回國會衆議員席位時，許多人仍然將這個結果怪罪於他對戰爭的批評。然而他所提出的總統“任意發動戰爭”的權力問題將繼續在20世紀和21世紀迴響於美國政治之中。
在墨西哥的戰鬥
6萬多名志願入伍的人是戰事的主要承擔者。戰爭在三條戰線上展開。1846年6月，一羣美國反叛者宣稱加利福尼亞從墨西哥獲得獨立，並任命約翰·弗裏蒙特(John C. Frémont)爲領袖，弗裏蒙特當時是在西部的一支小型科學考察隊的領隊。這些人的最終目標是將加利福尼亞合併到美國聯邦之中，但在此刻，他們採用了一面印有一隻大熊的旗幟來象徵該地區的獨立。一個月之後，美國海軍開進了蒙特雷和舊金山海灣，升起了美國國旗，結束了“大熊旗共和國”的歷史。幾乎在同一時候，由斯蒂芬·卡尼(Stephen W. Kearney)指揮的1600名美國軍隊在未遭遇任何抵抗的情況下佔領了聖菲，並接着向加利福尼亞的南部進軍，在那裏他們鎮壓了一場墨西哥人發起的反對美國統治的起義活動。
主要的戰事發生在墨西哥中部地區。1847年2月，泰勒在布埃納維斯塔戰役(Battle of Buena Vista)中擊敗了桑塔·安納的軍隊。當墨西哥政府繼續拒絕停火談判時，波爾克命令由溫菲爾德·斯科特指揮的美國軍隊由陸路從維拉克魯斯港(Vera Cruz)向墨西哥城進軍。斯科特的軍隊擊敗了墨西哥的抵抗力量，於9月佔領了墨西哥的首都。1848年2月，兩國政府簽署《瓜達盧普希達爾戈條約》(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確認了得克薩斯的兼併，並將加利福尼亞以及現今的新墨西哥、亞利桑那、內華達和猶他州割讓給美國。作爲交換條件，美國則向墨西哥支付1500萬美元。這片後來被稱作“墨西哥割地”的領土建立起了今日北美大陸除加茲登購買(Gadsden Purchase，1853年從墨西哥購買而來的一片領土)和1867年從俄羅斯獲取的阿拉斯加之外的領土範圍。
在許多的美國曆史記憶中，美墨戰爭僅僅是一個腳註而已。與其他戰爭不同的是，美國沒有建造多少歌頌這場戰爭的公共紀念碑。然而，墨西哥人卻將這場戰爭(或者用墨西哥人話來說，是一場對墨西哥的“肢解”)看成是他們民族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和墨西哥民族對美國始終抱有怨恨的原因之一，這種民族怨恨在戰後延續了一個半世紀之久。如墨西哥政府的談判者在1848年指出的，一個國家因爲鄰國不願將領土賣給自己，便發動戰爭，這真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做法。
種族與天定命運
美墨戰爭結束之後，美國獲得了50萬平方英里的墨西哥領土，相當於整個國家領土的1/3。這個曾在過去數個世紀是一個整體的地區被一分爲二，家庭被分離，貿易通道被打斷。在墨西哥割地上居住着7.5萬到10萬講西班牙語的墨西哥人，還有人數超過15萬的印第安人。瓜達盧普希達爾戈條約保證這一地區的“男性公民”享有“擁有自由和財產的權利”以及美國人所享有的“所有權利”——這是爲了保護居住在加利福尼亞的墨西哥大土地主的財產而制定的條款。對於印第安人來說，他們的家園和狩獵場一夜之間變成了美國領土，但條約只是把他們稱之爲“野蠻人部落”，並承諾要防止他們越過新的國界線對墨西哥發動越境式的偷襲。
天定命運的精神爲種族優越的思想帶來了新的鼓譟之聲。19世紀40年代，領土擴張被看作是“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具有天生優越性的證明(這個帶有神祕色彩的概念基本上依它的對立面而界定的：黑人、印第安人、拉丁語裔人、天主教徒等)。“種族”，約翰·奧沙利文的《民主評論》宣稱道，是“所有國家的歷史以及所有帝國興盛和衰落的關鍵”。
19世紀的“種族”概念是一個含糊不清的大雜燴，涉及膚色、文化、民族血統和宗教等內容。報紙雜誌和學術研究等大肆宣揚，美國自由與想象中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熱愛自由的內在素質之間存在着一種天然的聯繫。對得克薩斯的兼併和對墨西哥大片領土的征服被看成是文明、進步和自由戰勝實施暴政的天主教會和天生無能的“雜交種族們”的輝煌例證。的確，一些擴張主義者曾經竭力鼓吹要兼併整個墨西哥，但這種鼓吹最終遭到失敗，原因在於美國擔心自己將無法同化一大批非白人的天主教人口，而這些人在美國白人看來是不配成爲共和國公民的。
重新界定種族
將美國的種族制度強加於人，對於生活在新近獲取領土上許多人來說，這種做法具有很大的傷害性。得克薩斯的情形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當時墨西哥已經廢除了奴隸制，並宣佈西班牙裔、印第安人和非洲裔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克薩斯獨立之後制定的憲法不僅保留了奴隸制，而且還剝奪了該地區印第安人和非洲裔居民的民事權利。法律規定只有白人才能在當地購買土地，並徹底禁止自由黑人進入該地區。“每一項對自由人來說最重要的特權都被奪走了，”一位在得克薩斯居住的自由黑人這樣抱怨道。
各地的環境對前墨西哥領土上的種族界定有所影響。得克薩斯將“西班牙裔”墨西哥人——尤其是那些擁有重要的社會地位的人——界定爲白人。居住在新墨西哥地區的墨西哥裔和印第安人長期以來被認爲“太墨西哥化”而不配享有民主的自治政府。由於白人移民的人數一直處於滯後狀態，國會直到1912年才準允新墨西哥加入聯邦。
